論電子支付的話，日本比中國先進了至少30年。但是論二維碼支付的話，日本比中國至少落后了10年，而且今后也不一定會趕超。

    歡迎各位來日本研修。各位都是中國的金融專家，也是政策的制定者，如何把控中國的電子支付的方向，避免一些風險，日本的一些做法，我覺得可以供大家參考。

　　在講課前，我想請我們男團員們做一件事情，請大家把錢包掏出來。

　　好，現在看到，只有2位團員有錢包，其他人都只是帶了信用卡和手機。

　　在日本，許多人的口袋里有兩個錢包，一個大的裝紙幣和信用卡，另外一個小的，裝硬幣。所以，在日本的百貨公司里，賣皮夾子的柜臺依然很火，而且日本人還發明出一種大錢包與小錢包融合的錢包，也就是在折疊式錢包的外層，加了一個小錢包的夾層，這樣的話，出門就用不著帶兩個錢包。

　　但是，許多講究派頭的男人，是很討厭使用折疊式錢包的，他認為，這與西裝革履很不相配。西裝革履者，必須使用長方形的真皮錢包，并在錢包上刻上自己的羅馬字姓名，這才顯示出一種“酷”。

　　我以上的這一段話，對于我們許多中國人，尤其是00后出生的人來說，很天方夜譚。因為，他們出生到長大，沒有見過錢包是長怎樣，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或者女朋友，都沒有送過錢包給他，自然他也不需要那種看上去像是上世紀陳腐的玩意兒。

　　沒有錢包，才是許多中國男人酷的一面，因為中國已經進入了電子支付的時代，“出門只需要手機”，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時尚。而日本還停留在數鋼蹦兒的時代。但對于中國人來說，數鋼蹦兒的時代是一個笑話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我時常回國出差，以前每次出差，總會帶一把硬幣回來。但是最近幾年，在國內出差一個星期，很少動用紙幣，也沒有拿到過一枚硬幣，全是“掃”，掃二維碼——微信，或者支付寶。那怕去買一根油條，甚至買一塊手表，也都是掃一下二維碼就可以支付完畢。這份便捷，令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幣，也無人問津，因為沒人再對紙幣感興趣。同時中國人對于信用卡的興趣也大為降低。

　　中國的這一二維碼支付手段，不僅給銀行節約了大量的管理成本，譬如紙幣可以少印，或者不印。可以讓運鈔車與押送員失業，可以讓一部分門店關閉。最有趣的，還是讓一項千百年的罪惡職業幾近消失——扒手。

　　我查了一份資料，全世界使用電子支付率最高的國家，是美國，幾乎達到98%。而使用二維碼支付的國家，最高的是中國，其次是韓國。

　　二維碼是日本人發明的。1994年，日本人原昌宏為了便于對汽車零部件的管理，發明了二維碼。

　　當時，原昌宏在世界最大的汽車零件公司電裝（DENSO）的子公司擔任技術負責人。那時工廠都是用傳統條碼輸入資訊，但橫向的條碼一次只能寫入20個字元，資訊量少，又難讀取，員工經常抱怨掃條碼很辛苦，因此原昌宏就決定研發一種方便使用的新式條碼。

　　原昌宏苦思了很久，突然靈機一動。從自己平時喜歡玩的圍棋，聯想到可以把密碼設計成格子狀，如此就能寫入大量資訊。原昌宏還在二維碼其中3個角落加上“回”字圖案，這樣一來，就算是角度不同或出現大量雜訊，都還是能很方便的讀取資訊，不會弄錯方向。原昌宏帶領團隊進行了兩年的研究，終于將標簽上的一維碼升級成二維碼，信息儲量一下增加了250倍！

原昌宏雖然發明了二維碼，但是，他并沒有看到它的生活應用場景，只是把它作為商品管理的一個識別系統，沒有拿二維碼去申請專利，雖然在1999年已經成為日本工業標準。2011年，凌空網創始人徐蔚申請注冊了“二維碼掃一掃專利”，幾年時間內徐蔚相繼擁有了中國、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采用條形碼影像進行通信的方法、裝置和移動終端”專利權。有資料說，2017年，徐蔚擔任董事局主席的中國發碼行公司，光是依靠海外專利授權就賺了至少7億元。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有一個數據，說2016年中國人平均每天使用微信掃碼就達10億人次，使用支付寶掃碼達到5億人次。這就是說，每一年，中國人使用二維碼的次數至少達5000億次左右。假設當初原昌宏規定對每次掃碼收取一分錢專利費，那么現在他每年光在中國就能賺上50億元。

　　2014年，在二維碼發明20周年之際，歐洲專利局向原昌宏先生頒發了“歐洲發明大獎”，指出“二維碼的社會價值和科技意義都同等偉大。”

　　二維條碼具有儲存量大、保密性高、追蹤性高、抗損性強、備援性大、成本便宜等特性，這些特性特別適用于表單、安全保密、追蹤、證照、存貨盤點、資料備援等方面。從2010年開始，國內二維碼市場才開始迅速升溫，各種應用軟件層出不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阿里巴巴推出了“支付寶”，而騰訊推出了“微信支付”，這兩大二維碼支付系統，幾乎壟斷了中國電子支付市場，令信用卡和借記卡幾乎被人遺忘。

　　《2018中國第三方支付數據發布》中顯示，2018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規模達到190.5萬億元，而中國第三方互聯網支付交易（信用卡、借記卡等）的規模僅為29.1萬億元，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也只有0.49張。全國使用電子支付成年人比例為82%，農村地區使用電子支付成年人比例為72%，年增長率都在5個百分點以上。

　　這說明什么？說明全中國有8成的人，平時付錢都是掃二維碼。所以，使用二維碼付錢，被稱為中國的新發明，還是有道理的。因為老老少少如此普及，全世界估計也只有中國僅有。可以說，現在的孩子生下來，都不知道如何用鈔票去買東西，在他們的印象中，付錢就是掃碼，二維碼就代表了錢，所以，他們是“掃碼一代”。

　　日本也是電子支付大國，但是就沒有中國那樣的二維碼支付。

　　有的朋友會說，不對啊，日本許多地方都可以使用支付寶和微信啊！這沒有錯，但是，日本人不用支付寶和微信，用的都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市場，只是中國國內二維碼支付的海外延伸。

　　為什么日本人不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呢？最基本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日本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抵制。他們有一個說法，說日本人如果使用了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那么，日本人的個人信息和消費習慣等數據，都會被中國拿去，這對日本國家和國民不利。因此，日本的金融機構都不愿意與支付寶和微信深度合作————我替你結帳可以，我還可以賺取手續費。但是我把日本國內的結算后臺開放給你，那不行。

　　二是中國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限制了日本人的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必須綁定中國金融機構的銀行卡，日本人沒有中國的身份證，也沒有中國的手機號，自然無法注冊（除了極少部分在中國工作居住的日本人）。

　　其實，除了這兩大原因之外，日本社會抵制二維碼支付，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為了維護個人金融信用體系。

　　這個說來，有點話長。

　　日本人開始擁有信用卡，普遍是從70年代開始。半個世紀以來，日本社會建立了十分完善的信用卡發放、信用評估和使用制度，并且日本也推出了代表性的信用卡JCB卡。

　　拿我個人例子來說，我申請第一張信用卡，是在日本的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之后，申請到的只是一張普通卡，透支額度是10萬日元（約6000元人民幣），后來因為還款信用好，最高額度漲到了50萬日元。6年后，才申請到一張金卡，最高額度漲到了100萬日元（約6萬元人民幣）。擁有白金卡，是在使用信用卡15年之后，而且申請時要提供收入證明。我問了我們的日本人員工，是不是因為我是外國人，才讓我爬樓梯？他們說，日本人也是一樣，并不是因為你在銀行里有多少存款，就可以給你發金卡或白金卡，而是看你這些年來的每月刷卡金額與還款信譽，還有每月的收入，因為白金卡的可使用額度，都是幾百萬日元（幾十萬元人民幣）。

　　所以，日本人擁有什么樣的信用卡，與持卡人的個人金融信用是成正比的。而這個正比，對于信用卡公司來說，是最安全的風險管控。

　　日本人為何會相信信用卡，而不相信二維碼？因為他們認為，信用卡公司幾乎都是銀行主辦的，銀行會有很好的個人信息保護，因此信用卡也會做到個人信息的有效保護——除了遭黑客故意侵入。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日本社會建立起了很好的信用卡制度與信譽。而二維碼支付大多數是企業主辦，企業能否保證個人信息的安全？許多日本人是持懷疑態度。

　　而我們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信用卡時代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為在信用卡機制還沒有成熟的時候，支付寶與微信支付開始橫掃中國大地，這種不需要信用評估，只需要個人充值的支付系統，使得“英雄不問出處”的豪氣，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中國的信用卡時代被抹殺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拋棄了信用卡繁瑣的信用評估機制，使得電子支付更為便捷，而且也很符合中國人的行為準則——怎么方便怎么來。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信用卡是一種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透支性支付，而二維碼支付是一種充值型的支付，也就是說，信用卡支付不需要先存錢，而二維碼支付是需要先存錢。信用卡是在你的額度之內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二維碼支付是則每天有一定的使用限額。同樣屬于“電子支付”的范疇，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在我們中國，還有一個二維碼支付問題，是日本人比較擔憂的。因為支付寶與微信支付必須綁定個人身份證或實名制手機號碼，因此，凡是使用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的任何交易，都將記錄在你的身份證個人信息名下，有人想看的話，你的行蹤、購買商品、消費趣向、消費能力是一覽無余。日本人認為，這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因為日本有一部法律，叫《個人隱私保護法》。日本也向中國學習，要給每一位國民一個身份編號，建立全國統一的身份管理制度，讓個人信息匯集到一處。但是，這一法律通過已經好幾年，甚至地方政府都推出了獎勵政策，鼓勵國民去領“身份證”，但是絕大多數日本人拒絕領取，更是拒絕填寫個人身份編號。

所以，日本人辦手機，還處于不需要個人身份編號，只需要駕照等個人身份證明與信用卡，就可以辦的“原始狀態”。如訂日本國內機票，就不核實個人身份，因為日本航空公司有一個說法，說飛機安全不安全，主要取決于行李中或乘客身上有沒有危險品，而不在于乘客是男是女，有沒有犯罪前科。因此，日本搭乘國內客機如同搭乘公交車，是不查身份的，自然，在一個單位里，同事有事不能出差，把自己的機票交給其他人代替出差，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國情不同，使得電子支付的形式也不同，產生的社會問題和擔憂也是不一同。凡事都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而日本人過于擔憂“失”，于是在二維碼支付這一問題上，一直裹腳不前。

　　但是，問題也來了，2020年，日本要承辦東京奧運會，預計會有4000多萬外國人入境。2019年，單是中國大陸赴日旅游人數就會超過1000萬人。這么多外國人的涌入，如何建立完善的電子支付環境，也是日本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同時，在電子支付這一領域，日本也不想成為落后國。于是，從去年開始，日本幾家銀行和移動電信公司，包括“7.11”便利店集團，都開始推出以各種“卡”（Pay）名義的手機支付業務。但是，即使采取了一些紅包推銷法，加入者也是寥寥無幾。原因有三個：

　　第一，這些Pay都不是充值卡，而是綁定信用卡，維護信用卡的信用體系。好處是信用卡有多少額度，它一次就可以使用多少錢。也就是說，是信用卡的一種支付形式的改變，本來需要用卡刷，現在綁定手機后，可以用手機刷。許多日本人因此認為，這跟刷信用卡沒有什么兩樣，萬一手機沒電了，還用不了。萬一手機被人偷了用了，那損失更大。所以，本來只有信用卡公司知道你在花錢，現在手機公司也知道你花了什么錢，個人信息很容易遭到泄漏，因此多數人表示對著新玩意兒沒興趣。

　　第二，日本有一種交通卡，是全國通用。這一張交通卡既可以搭乘列車地鐵和出租車，同時在全國多數的店里可以購物，十分的便捷。這張交通卡屬于充值卡，一次最多可以充值2萬日元（約1200元人民幣），除了小孩子，日本人幾乎是人手一張，因此一般性支付，有交通卡足矣。而且因為是充值，對于花銷可以控制。

　　第三，日本社會雖然物質充裕，整個社會過著平穩生活，但是對于金錢的觀念還是相對保守，認為一張張數出去，比填一個數字付給人家，更容易培養嚴謹的金錢觀。所以，許多人明明知道用信用卡或手機支付方便，但是，還是喜歡用現金，喜歡那一張張數出去時的沉甸甸的感覺。當然也有人不想留下一個電子購物記錄，現金付完，干干凈凈。到目前為止，日本人使用移動支付的比例，還不到10%。

　　2018年，北海道發生了一次較強地震，地震導致整個北海道地區停電。這個時候，出現了一種奇異的現象，所有的信用卡、手機、交通卡支付全部無法使用，誰有現金，誰就可以吃到熱呼呼的拉面。誰有現金，誰就可以先行搭船離開災區。

　　這一事例，讓日本人感知到，無現金社會是一個可怕的社會，出門還是需要帶現金。

　　我個人有個體會，在微信朋友圈里發200元紅包，是沒有“是筆錢”的感覺的，甚至有一種玩游戲的快感。但是當自己掏出200元現金要付給人家時，這是有“錢”的感覺的。正因為如此，我在日本多數時候，也是喜歡支付現金。因為刷信用卡，總覺得下個月可以付，沒啥問題，有時候還要裝闊。但是，到月底拿到賬單，往往會傻眼：“怎么會有這么多呢？”

　　所以，無現金社會，自然有它的便捷性。但是，當一個人沒有實實在在的金錢感覺的話，也是很可怕的。以前有信用卡破產，現在支付寶也搞出一個“花唄”貸款，雖然可以臨時救急，但是在年輕人群中，也因此出現了“花唄破產族”。任何事，有利必有弊。

　　講課前，有團員問我：“在電子支付領域，日本比中國落后了多少年？”我說，論電子支付的話，日本比中國先進了至少30年。但是論二維碼支付的話，日本比中國至少落后了10年，而且今后也不一定會趕超。所以，面對區塊鏈時代的到來，中日兩國在電子支付領域如何開展合作，還需要在座各位的智慧！

　　謝謝大家！

　　這是10月26日，徐靜波先生在東京給中國中央機關某部訪日研修團講解日本電子支付現狀的記錄整理稿。

轉自：新浪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