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詞典的一種解釋，會議是指“集合三人以上有組織地商議事情的集會”，比如，之所以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可能就是三個臭皮匠開會開得非常成功的結果。按照詞典里的另一種解釋，會議還指“一種經常商討并處理重要事務的常設機構或組織”，比如，中國每年三月份左右召開的“兩會”。

       據說人類自進入氏族社會就開始有了會議，無論是家庭、企業還是政府等在制定決策或協商問題時都要開會。即使在封建專制時期，君主也大都會秉持“兼聽則明”的原則召集臣子上上早朝議議國是。當然，即使君主表面兼聽了也可能會堅持獨斷專行，更何況從諫如流的君主并不多見，導致許多臣子不得不抱著“死諫”的決心去“開會”。

       這意味著開會并不總是成功的，無論是何種性質的大會或小會，都要衡量其成本和收益。如果會議的成本大于收益，比如封建專制社會的臣子中老是有人因諫致死或致殘，出于趨利避害的考慮，會議即使不得不召開也會導致萬馬齊喑、死氣沉沉，而且還勞民傷財。盡管會議的成本和收益無法精確定量衡量，但從經濟和非經濟這兩個層面考察和梳理一下很有必要。

       會議成本并不僅僅是召開一次會議的實際貨幣支出，因為這只是直接成本，還要考慮到機會成本，以及非經濟層面的成本。會議的直接成本是場地使用費、交通費、資料費和餐飲住宿費等等，這是容易衡量的。會議的機會成本是一種隱性的時間成本，是由于組織者召開會議和與會者參與會議而喪失的他們本來可以創造的價值。

       日本太陽工業公司曾經用一個簡便的公式來計算會議的機會成本，即會議的機會成本=每小時平均工資的3倍×2×開會人數×開會時間，其中之所以平均工資要乘以3，是因為參會人員創造的勞動產值要高于平均工資一定的倍數；乘以2是因為參加會議要中斷經常性工作，損失要以2 倍來計算。雖然這個公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可以看出會議的機會成本不容小覷，特別是對于許多高收入群體參加的會議來說，拖沓冗長的會議無異于圖財害命。

       除了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這類經濟成本，會議還有非經濟成本，比如精神成本和政治成本等。精神成本比較容易理解，長期在“文山會海”中遨游的人，不僅對會議產生恐懼，也很容易疲憊、慵懶和麻木，從而影響日常工作效率。記得有一個笑話，一個人開會開得多了，連坐公交車或地鐵都覺得是在開會。

       對于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會議來說，比如村民委員會選舉、各級人大和政協會議，以及各種聽證會等，其政治成本不容忽視。以村民委員會選舉為例，在村莊精英（比如當地比較強勢的宗族勢力）的主導下，個別地區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在合法的名義下被異化。如果村民不能通過合法的渠道來維持自己的政治權益，就會對選舉的公正性喪失信心，不僅導致政治參與的冷漠甚至還會出現抵觸情緒和極端行為，前文所述的萬馬齊喑狀態就是緣于會議的政治成本太高。

      對于會議的收益來說，雖然它更加難以量化，但也可以從經濟和非經濟這兩個側面來考察。首先要明確的是，會議的經濟收益是指會議中作出的決策在落實中得到了怎樣的經濟效果，而不是通過召開會議拉動了多少消費，這是會議的成本而不是收益。當然，如果某次會議意義非常重大導致該會址在日后成為了收費旅游景點則另當別論。相比會議的經濟收益來說，非經濟收益則相對容易考察。還是以村民委員會選舉為例，如果村民在選舉過程中增強了民主法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熱情，或者說得到了“民主的操練”，則可以說村民委員會選舉帶來了政治收益。

       對于中國的“兩會”來說，盡管它是不得不召開的會議，但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要盡量降低成本，而且不僅僅是直接成本，還要考慮機會成本和非經濟成本。雖然這兩年中國提倡“節儉辦兩會”，但也出現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據媒體報道，去年“兩會”為了節約紙張為代表和委員提供了筆記本電腦，并宣布要回收在今年兩會上循環使用，但今年索性要直接為代表和委員發一臺筆記本電腦，并不準備回收。這到底是節約還是浪費？

       另外，全國各行各業的精英齊聚北京參加“兩會”將帶來多大的機會成本？有必要規范“兩會”的流程和縮短會期，特別是政協會議的會期。雖然這兩年“兩會“的會期已經開始縮短，去年人大和政協的會議分別只開了8天半和9天，但會議的流程特別是人大會議的流程尚需改進，人大會議時間過短會導致代表無法行使正常的審議權利。如果審議過程只是走馬觀花，無疑將帶來很大的政治成本并降低其政治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