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表示，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停留在大概1萬元美元左右的魔障中。這樣的情況意味著宏觀政策失靈，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是為了拉動投資、刺激需求，而“脫實向虛”作為宏觀政策另一種反映，其產生的后果就是把投入實體經濟的錢轉向了房地產市場。面對這樣的形勢，許小年提到：“深圳的房價還會漲，沒買房的現在可以咬咬牙趕緊買，有了房的也不能高興太早，漲得越高將來跌得越狠。”

房價涉及到千家萬戶，去年房價的保障我個人認為是兩個主要的原因，一個原因是貨幣超發，另外是2014和2015年連續兩年全國的土地供應負增長，因為土地供應負增長給供給端造成了壓力，而貨幣的超發又提高了需求，所以供給和需求兩邊作用的結果就是全國的大中城市房價暴漲。緩解房價的上升就從這兩點出發，一個是收縮貨幣，另外一個是增加土地供應。我認為這兩點比行政性的打壓都有效，市場經濟了還用行政的方法來限制價格、限制貸款、限制購買？

我們關于供給側的討論應該圍繞著企業效率，也就是圍繞著如何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供給側不需要產業政策，需要的是一個良好公平的競爭環境。由此他為供給側改革提出了四大舉措：

1、保護私有產權。保護產權有助于企業家建立起對于未來收益的穩定預期，使其在穩定預期的支配下做長期投資。保護私人產權是進行長期研發投資的前提條件。保護產權最有效的方法是司法改革；

2、縮小國有經濟范圍。國有企業不可能是創新的主體，因為他們既沒有創新的動力，又沒有創新的壓力，創新的主體必然是民營企業。為了建設中國的創新經濟，一定要縮小國有經濟的范圍，國有經濟越大，這個國家創新越沒希望。

3、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創新的大敵，創新不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需要一個自由的環境、資源的自由流動，這是創新的必要條件。

4、全面減稅。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把資源更多地從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來，也就是從政府的手里解放出來，在市場上由企業來進行配置。這是減稅最重要的意義，而不僅僅是減輕一些企業的負擔。